别想那么多，
干掉纳粹或者被纳粹干掉！《全能政府》第十章原著：米塞斯翻译：可二性格概念的恒常性是它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主要不足。群体中的个人被认定为具有一种稳定的特性，他的所思所为都是这种特性的产物。罪犯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犯；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罪犯才会犯罪。因此，一个人曾经犯过罪，就成为他是一个罪犯的证明，并且使人们有理由认为，涉及他的任何罪行都是他犯下的。这种学说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刑事诉讼。政府急于证明被告在其此前的人生中已经犯下过其他罪行；辩护人则同样急于通过证明被告在过去的生活中没有过错来为被告洗白。然而，一个曾经犯下数桩谋杀案的人，在他正被指控的谋杀案中可能是无辜的；而一个人在度过了清白的六十年人生后，也可能犯下可恶的罪行。国民性概念，是从不同个体中发现的普遍性特征。它主要是对数量不足的错误分类样本所作的考虑欠周的草率归纳之结果。历史上，波西米亚的日耳曼人除了厨师和女佣以外，很少见到其他捷克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捷克人充满奴性、温驯顺从、卑躬屈膝。而一个研究捷克政治和宗教历史的人，则更可能称他们为叛逆者和热爱自由的人。捷克人群体中，既有约翰·胡斯[1]和特鲁克诺夫的杰士卡[2]，又有大量的男仆女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从这样一个拥有各种不同个体的人群中去寻找共同特征？形成“捷克人”这个群体概念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捷克语。断言一个语言族群的全体成员必定拥有一些其他共同标记，其前提就错了（isapetitioprincipii）[3]。对纳粹主义崛起的最流行的解释是将它说成是德国国民性格的结果。持这一理论的人在德国文学和历史中寻找体现侵略性、狂暴性和征服欲的文本、语录和行径。从这些零碎的知识中，他们归纳出德国的国民性格，并以此性格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的确，人们很容易从德国历史中和德国作家的著作中，搜集到许多可用以证明德国人固有的侵略习性之史实和语录。但是，人们也同样很容易从其他语言族群，如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历史与文学中发现同样的品性。德国从来没有比卡莱尔和拉斯金[4]更为出色和传神的战争英雄主义的称颂者；从来没有比吉普林[5]更为出色的沙文主义诗人和作家；从来没有比沃伦·黑斯廷斯[6]和克莱夫勋爵[7]更为残暴和更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征服者；从来没有比“骑马的霍德森”（HodsonofHodson’sHorse）[8]更为残暴的士兵。引文都是断章取义，因而常常彻底歪曲原意。一战中，英国的宣传家常常反复引用歌德的《浮士德》中几句台词。但是，他们故意不提将这些话挂在嘴边的角色——欧里福翁，对应的是拜伦爵士，他是除席勒外，歌德最欣赏的同时代诗人——尽管拜伦的浪漫主义并不吸引身为古典主义者的他。这些诗句根本没有完整表达歌德自己的信条。《浮士德》以对生产的赞美收尾；它的指导思想是，只有从为其同胞提供有益的服务中收获的自我满足才能使人快乐；它是对和平、自由和纳粹鄙视地称为“布尔乔亚式的”安全的颂歌。欧里福翁—拜伦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理想：对人类无法企及的目标的永不停歇的追逐，对那些会导致失败和夭折的冒险、战斗及荣耀的向往。欧里福翁的双亲嘉许和平时，他答之以对战争和胜利的热情颂扬。引用他的这么几句话作为德国人天生热爱军国主义之证据，是毫无意义的。[9]像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有颂扬侵略、战争和征服的人。但是德国也有其他人。最伟大的人不在那些赞美暴政和德国世界霸权的人中间。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0]、理查德·瓦格纳[11]和德特列夫·冯·李利恩克龙[12]，还是康德、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更能够代表德国的国民性？国民性的观念显然是武断的。它产生于一种“忽略所有与先入为主的教条所抵触的不悦事实”的判断。在确定一个民族的性格时，人们不允许采用统计学的方法。问题不在于去找出，如果德国人过去必须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策应该遵循什么路线，他们会如何投票？即使这样一项调研能够成功实施，它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每一时段的政治局面都有其独特的成因，都有其“个体性”。我们没有理由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适用于今天的结论。如果我们知道多数哥特人是否会支持侵入罗马帝国，或者十二世纪多数日耳曼人是否会支持巴巴罗萨对待米兰人的方式[13]，也不可能搞清楚我们的问题。当下的局面与过去的情形相同之处太少了。通常人们采用的方法是，挑出一个民族历史上和当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然后将他们的意见和行动作为整个民族的代表。即使人们足够认真地将这些被武断地选出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念和不同行为方式的人进行比较，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人们不允许给予康德的思想和一个驽钝的哲学教授的思想同等重要的代表性。一方面，只考虑将名人作为代表，而忽视其他人；另一方面，对这些即使是被任意选出的名人，也把他们看做是由无差别的等价个体构成的群体，这是自相矛盾的。该群体中之一员可能比其他人更显眼，正如该群体本身可能比整个民族更显眼。几百个押韵成瘾和断行成性的打油诗人的分量肯定不如独一无二的歌德。谈及一个民族在某历史时期的心态时，我们用“多数人的心态”这个说法来形容，这是正确的。但“多数人的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中世纪封建时代、宗教改革时代、启蒙时代、自由主义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德国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今天，所有讲德语的欧洲人中80%是纳粹。如果排除犹太人、奥地利人和讲德语的瑞士人，我们可以说超过90%的日耳曼人支持希特勒为世界霸权而战。但这不能以塔西佗对其同时代日耳曼人给出的性格特征来解释这一现象。这样一种解释，并不会比纳粹援引英国人处死圣女贞德[14]、英国殖民者大规模屠杀塔西马尼亚土著[15]、以及《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描述的残酷行为[16]等等历史来证明当代盎格鲁-萨克逊人所谓的野蛮性更好一些。不存在诸如稳定的国民性这类东西。以断言德国人有着接受纳粹主义信条的内在倾向来解释纳粹主义的崛起会陷入恶性循环。喜欢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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