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西岑曾经有两次抓住线索立即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跟踪追捕，但是，这个土匪还是逃脱了。专区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一支剿匪队，领队的是个叫菲拉托夫的讲究穿戴的小伙子。按照边防条例的规定，他本来应当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小伙子傲慢得像只小公鸡，他认为没有必要那样做，就把队伍自作主张地开到了附近的谢马基村。他那时没想到，他干的这桩事差一点断送了许多人的性命。进村后，他们在村头的房子里住下了。这一伙全副武装、行动隐蔽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向村苏维埃主席报告。
村苏维埃主席对这支队伍的来历丝毫不了解，以为又是一帮土匪，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到区里去报信。利西岑一得到关于“匪情”的报告，就赶紧集合民警，带了十几个人，连夜骑马奔向谢马基村。他飞一样来到村头，跳下马，翻过篱笆，直扑向那座房子。房门口的哨兵头部挨了一枪托，如同一口袋东西般地倒下了。利西岑使劲用肩膀一拱，房门就被推开了，他随即冲了进去。房间里灯光暗淡，只有天花板下挂着一盏灯。利西岑一只手举起手榴弹，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着毛瑟枪，大喝一声，震得玻璃直响：“赶紧投降吧！要不就把你们炸个稀烂！”
睡得迷迷糊糊的人们，从地板上跳了起来，看到利西岑拿着手榴弹的那个杀气腾腾的架势，马上就举起手来。可能再迟一秒钟，冲进来的人们就要开枪射击了。过了会儿，这一小队俘虏都穿着内衣被赶到了院子里，菲拉托夫看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狠狠啐了一口，气得发疯，轻蔑地骂道：“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也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们都激动起来。他们紧张地期待着，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在西方世界刮起来了。
申请参加红军的志愿书，像雪片一样纷纷送到团区委会来。保尔花了不少时间同各团支部派来的代表谈话，向他们解释道：苏维埃国家执行和平政策，现在不想跟任何邻国打仗。这种努力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每到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来到镇上，在从前神甫家的大花园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全体团员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口看见了他们，立即到台阶上去迎接。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穿着长筒靴子，背着大口袋，站在门口。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吃惊了。
格里沙给他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马上围过来。格里沙关好门，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严肃地说：“同志们，我这是要考验考验我们的战斗力。今天早上，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说：‘区里来了一份绝密的电报。电报上说，咱们跟德国资本家打起来了，跟波兰地主很快也要打起来了。莫斯科来了命令，所有的团员都要派到前线去。
谁害怕，不敢去，写个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里了。’我命令他们，打仗的事谁也不准告诉，并让他们每人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蒜或者葱头，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然后再到专区，在专区领武器。
这一宣布，可真灵了。他们马上向我问这问那，我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这么办！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去打仗是自愿的。’大伙一散，我心里就犯了嘀咕：要是谁也不来，可怎么办呢？我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瞅着。他们真的一个个来了。有的人脸上眼泪还没干，但都竭力不让别人看出来。没一个临阵脱逃的，十个人全来了。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支部怎么样？”格里沙兴高采烈地说完，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脯。
莉达非常生气，狠狠训了他一顿。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说：“这可是最好的考验！你说些什么呀？这样才能真正看透每一个人。为了搞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来打算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但小伙子们都累了，让他们回家休息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不讲话是不行的……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呢？你就讲，动员令已经撤销。他们值得表扬，因为表现得很英勇。”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往返一次得花好几天时间，区里的工作一天也离不开他。拉兹瓦利欣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进一次城，他都从头到脚把自己武装起来。进了林子，他就打打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遇见单身行人，好像他真是个侦查员似的，就拦住人家盘问一番，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塞进干草堆里，手枪装到衣袋里，和平常一样，走进专区团委会。“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人总是满满一屋子。大家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手写着东西，还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费多托夫非常年轻，但他年就入党了。只有在大动荡的时期，一个十五岁的青年才能入党。对费多托夫的问题，拉兹瓦利欣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新闻有的是，一下子说不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所有的漏洞都得我去堵，什么都得从头干，白手起家嘛。我又新建立了两个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在忙着处理一堆公文，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说：“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并没叫你来。”拉兹瓦利欣喷了一口浓烟，说：“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连这种差事也得我替他干……有些书记当得可真舒服，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自己一点儿活也不干。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他不在，我得干所有的工作。”拉兹瓦利欣的意思很明显，他要让别人认为，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他走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团委会的其他同志说：“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的鬼把戏无意中被拆穿了。有一天，利西岑顺便到费多托夫那里去取信件。不论谁去到区里，都要捎回来大家的信件。费多托夫和利西岑谈了很长时间，这样，拉兹瓦利欣就被揭穿了。“不过，你还是让柯察金来一趟，我们这儿的人还不大认识他呢。”利西岑临走的时候，费多托夫对他这样说。“好吧，不过咱们把话说在前头：你们要是把他调走的话，我们坚决不同意。”十月革命节即将到来，保尔被选为边境各村庆祝十月革命节委员会主任。在波杜布齐村开完庆祝大会后，三个村子的男女农民五千多人，以军训营和乐队为前导，举着鲜艳的红旗，排成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去。他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国土上游行。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马在最前头，青年农民身着节日盛装，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远远地传向四方，铜号奏出的乐曲声、风卷红旗的哗啦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响成一片。苏维埃哨兵微笑着迎接游行队伍，波兰哨兵看见游行队伍却感到惶恐不安。一个波兰哨兵站在小土冈上，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这时，乐队奏起了进行曲。
波兰哨兵立即从肩上卸下枪贴在脚边，庄严地行了个注目礼。保尔清楚地听见他用波兰话说：“公社万岁！”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是朋友！于是，他也用波兰话轻声回答：“同志，向你致敬！”
哨兵落在后面了。游行队伍从他面前经过时，他始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保尔几次回头去看那个小小的黑色身影。
前面又出现一位老年波兰哨兵，那帽檐下露出一双呆滞无光的眼睛。保尔激动的心情还没有消失，他主动用波兰话说：“你好，同志！”
但是，这一回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加夫里洛夫全看在眼里说：“你要求太高了，这儿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那老头是个宪兵，他袖子上有标志。”
游行队伍开始下坡走向一个被国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苏维埃这半边做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所有的人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旁边。男女青年分列两旁，在波兰那半边，房顶和板棚顶上站满了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河对岸，还有一群群农民站在门口和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时，乐队奏起了《国际歌》。
在一个临时搭成的、装饰着绿色枝叶的台子上，许多人发表了动人的演说，演讲者有年纪很轻的小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保尔用他的本民族语言——乌克兰语发表了讲话。他的声音飞过界河传到对岸，波兰边防军害怕动摇人心，出动了宪兵队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用鞭子把人们赶回屋，还朝屋顶上不停放枪。
波兰那边的人群很快被驱散了。这一切，苏维埃这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一位老羊倌登上讲台激动地说：“瞧瞧吧，孩子们！他们从前就是这样打我们的。现在，当官的拿皮鞭子抽庄稼人这样的事再也没有了。地主老爷完蛋了，咱们背上也就不用再挨鞭子了。孩子们，你们可要牢牢地掌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讲话，看着那边的老百姓，我心里可真难受哇……”他向对岸挥了一下他那干瘦的手，放声大哭起来。
保尔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召开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利西岑正在大会上做报告：“同志们，我十分高兴地向大会报告，一年以来，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莉达这时出现在门旁，她做了个手势招呼保尔出去。
在走廊上，莉达交给他一封写着“急件”的公函。保尔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
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省委拟另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要告别别列兹多夫了。最后一次区党委会议上通过了有关他的两个决定：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保尔·柯察金同志区团委书记的职务，通过他的鉴定。利西岑和莉达紧紧握着保尔的手，亲切拥抱着。当保尔骑马走出院子走上大道时，十几支手枪齐齐鸣放，那是在向他行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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