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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报告2

来源:瓦努阿图 时间:2021/12/10

  Reason4:一切为了孩子

  在陈聪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从陈聪的一位客户王希女士一家的经历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点。

  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这些年来大学扩招、毛入学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录取研究生或者就业招聘的条件也愈来愈多样,看是否名校毕业,学校是否为或者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学分绩点、竞赛得奖、实习经历、社团工作、技能资质,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等。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

  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让中国的家长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万,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年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万,连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要超过万。

  在社会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的对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断重复生产着这个社会并不接受的“产品”,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不容忽视。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到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

  “国内高考的压力太大,即便能考上重点大学,未来就业也是大问题。如果能够移民到美国,美国是13年免费义务教育,一路计算下来,上学的整体花费不一定比国内高。如果孩子在纽约市上学,将来就可以考虑上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甚至旁边的哈佛大学都是有可能的。即便上不了这些学校,高中毕业也可以进一所职业技能型培训的专科院校。这些学校的就业情况有时比名校更好,在美国蓝领的工资水平也不低,毕业就失业的风险比国内还是小很多的。”王希对记者说。

  与她持相同“离开理由”的国人并不在少数。

  根据美国密歇根州Windham房地产集团执行长劳森的统计,逾60%的中国买主,买房是为了子女受教育,这是最大的动机。

  由于美国学校按照其支持和附属的对象分为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由宗教组织和个人开设,收费较高,就读与居住的区域无关。公立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和幼儿园,都采取“就近入学”原则。

  美国法律规定,任何居住在这个学区内的孩子,都享有免费教育的权利。

  公立学校的入学方式有三种:

  一是在该学区范围内居住并且拥有房产的所有权,家长前往学区办公室办理入学登记时,除需要提供水、电、瓦斯证明之外,还需保证在每周五天的上学时间内,孩子都住在该学区。二是安排孩子在该学区内寄宿于他人家中,邀请该房屋拥有者作为小孩监护人,经过一定申请程序后办理入学手续。三是通过租房方式也能实现就近入学,只要注册时携带租房合约及证明在该处居住的各种账单即可。

  公立学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周边地区的房地产税。各地税率不同,大多为1%~3%。地方政府每年都要详细公布房地产税的去向,通常各地的房地产税总额的一半以上都用于公立学校,如修缮校舍、添置设备、聘请老师、开展活动、校车接送等。学区的资金跟房地产税的数额是成正比,学校资金多,则有财力提高教学质量,好学校必然吸引家长来买“学区房”,从而推动房价上涨。这样的循环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了在美国投资学区房的保值价值,学区房的租售效果都非常理想,因此“以房养学”愈来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虽然美国的名校资源丰富,但竞争程度极其激烈。哈佛大学公布的~学年新生录取率仅为5.8%,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该学年的录取率也分别只有6.7%、7.3%和6.89%。

  “在美国,TOP50名校的申请越来越难,不少学校对学生的考察从初中就开始了,除了学业,还涉及社会实践等内容,而好的学校通常与学区挂钩。因此很多家长希望孩子高中、甚至初中就到美国就读,提前适应美国教育,更符合美国院校对学生录取标准。”陈聪说。

  与陈聪的说法相印证的是,虽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万,比年增长了3.58%,这是留学人数保持两位数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显回落,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在美国实施的“十万人”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计划,加拿大推行SPP计划(学生合作计划,旨在吸引更多国外学生来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学为首的多所澳大利亚名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法国公立大学一律免除学费、更为学生提供多种奖学金等利好政策的“诱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独木桥和人头攒动的就业市场,一向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家长怎么能不心动呢?

  Reason5: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海南询问码头工人工资时,对方回答:账面工资是多,包括公积金、社保、风险金等,发到手上的是多。面对收入被“腰斩”,网友提议将“个人所得税”改名为“工薪阶层税”。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年全国个人所得税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幅标准。有机构称,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家庭中有无子女、子女多少等毫无关系,这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

  中国税负的沉重是被公认的。更多的税负压力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间接税上,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出让金等等。

  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称,如果计算全国财政收入,将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人均要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如果综合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来,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还要高一些。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从年开始,物价水平开始明显攀升,CPI同比上涨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时达到5.4%。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刚刚得到澳大利亚移民局发来体检通知的董肖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在征税问题上,对很多移民和投资目标国都有所了解的陈聪以美国为例向记者介绍说,在美国税收主要以家庭全年收入计算税率。家庭中不能为自己提供50%以上生活费用的成员,是纳税人所要供养的人,包括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为了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质量,美国税法中规定了各种扣除、免税收入和退税的制度。比如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券利息,职工取得的社会保障支付收入,雇主支付给雇员的养老及健康、福利和人寿保险返回收入,特定的奖学金,无偿捐赠等收入项目是免税的。

  每年年终,用人单位向所有员工寄发本年度的收入表,包括所有代扣的联邦税、州税和地区(市县)税等。这个表格的副本交给国税局。在整年里,比如医疗养老保险中个人缴纳的部分,股票损失(提交相关证明),搬家费用(要超过50英里,并提供凭证),慈善捐助,医疗开销,教育费用(包括子女学费或者自己深造、接受再教育),购买房屋后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甚至是个人偶然损失(丢失物品)等消费项目,只要留着原始记录或者消费凭证,最后都可以得到退税。

  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个税”是由固定的“标准减免纳税额度数字”加灵活的“个人纳税减免数字”组成。《中国民商》的记者按照美国国家税务局公布的年纳税相关数据计算出了以下一组数据:

  年,美国家庭标准减免纳税额度为美元,如果是夫妻两人的家庭(没有孩子等需要供养的人),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那么这个家庭的“应纳税收入=全年总收入(10万美元)-标准减免纳税额度数字(美元)-个人纳税减免数字(3美元×2人)”;如果家庭中有两个孩子,那么家庭“应纳税收入=全年总收入(10万美元)-标准减免纳税额度数字(美元)-个人纳税减免数字(3×4人)”;如果家庭中的两个孩子都不满17岁,那么抚养他们的父母(监护人)还可以获得每个儿童美元的抵税金额。

  这就意味着,对于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来说,也许雇主之前代扣的所有税款都会被退回来,有时甚至联邦政府还要“倒贴”。而对有孩子的家庭给予一定免税额或者补贴这种“人性化”的法律规定,在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很多国家的税收法律中都有所体现。

  在被问及是否担心因不适应澳洲工作环境而出现失业等情况时,董肖对记者摇了摇头。在他选择移民目的地前,中介服务机构曾经仔细的给他介绍过澳大利亚的“社会安全网”。

  “失业的话,只需要到当地的中援中心(Centrelink)填表,完成必要的财务评估,就可以每两个星期从政府处领到澳元(约合元人民币)的失业金,直到重新找到工作。如果失业时还在租房子,每两周还有额外的租房补贴。政府还会给一张福利卡,在失业期间可以享受半价交通费、购买药品的优惠,水电费、煤气费也有优惠。”董肖说。如果面临一时的财政窘困,澳洲公民可以向中援中心申请一笔紧急援助金,中援中心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发放不同金额的一次性紧急援助金。

  而对于已经取得加拿大绿卡的张明来说,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母亲办理移民的相关手续。“虽然专家一再解释说国内‘延迟退休’与养老金缺口没有关系,但我对养老制度还是没有信心。因为父亲早逝,我是独生子,所以我母亲符合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母亲移民过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领退休金。”

  移民后,如果新移民在加拿大工作,那么退休时可以进入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最高能拿到每月.5加元。但即便新移民没有在加拿大工作过,只要在加拿大居住超过十年,并且年满65岁,就享受到老年保障计划养老金(OAS),符合以上条件且低收入的老年人,还能领取“保证收入补助金(GIS)”,同时OAS和GIS领取者的低收入配偶或遗属(61~65岁之间)还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津贴,65岁后则由OAS和GIS来保障。

  “在加拿大,我休息时经常修剪后院草坪和植物,那里的生活很清净,没有国内那么多的应酬和压力。我们一家人经常周末开车外出烧烤,还定期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虽然税率和社会保险比较高,但社会福利也更多。与国内相比,这里的生活更可预期,让人看得见幸福,觉得很安心。”张明说。

  Reason6:企业家丧失安全感的无奈

  年,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也许又将是“挣扎”的一年。

  年初,搜狐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了“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问卷”,参加调查的家中小企业中,有63.94%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不乐观,50.72%的企业对自身未来一年的总体运行状况表示并不乐观。有69.47%的企业表示,不会在未来一年里继续投入资金,进行设备购买、企业扩张。

  最近几年,由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经过几年的生存“挣扎”,大部分中小企业对经济放缓早有心理准备,但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压力,最终,有一部分人选择要“结束企业”,在东莞经营多年鞋业制造生意的陈家瑞就是其中一员。

  “原材料、劳动力和营销成本上升,企业税费负担沉重,内外需不振、业务萎缩,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经营难,这些都是我最终选择结束生意的主要原因。无论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现在为止,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融资还是主要以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两者的占比几乎相当。我们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有些企业没有担保,现在政府没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润低、利率却很高。”陈家瑞说。在他的工厂周围,原本有二十几个中小型加工企业为当地几家国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做配套,现在还在经营的已经寥寥无几。

  对国内制鞋业比较了解的陈家瑞对《中国民商》记者介绍说,之前在东莞的很多台资鞋厂近一半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仅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鞋厂就有40多家。“柬埔寨当地地价便宜,劳动成本也比东莞低许多,东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经到了左右,还时常出现招工荒。东南亚的制造运营成本确实比国内低了很多。”

  同时,据媒体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来看,如耐克、阿迪达斯、HM、ZARA、优衣库等国际大牌,早在几年前就完成了在东南亚的布局,而目前国内的服装纺织上市公司也在转移订单。此前,鲁泰纺织宣布投资万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产万件衬衣加工厂;宁夏中银绒业通过受让柬埔寨鑫旺针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91%股权的方式,实现在柬埔寨设厂;百隆东方(色纺纱)、华孚色纺(纱线)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资设厂。

  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的制鞋巨头、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宝成工业从年开始减少了在国内的51条生产线,近期又停掉了在东莞、中山等多条珠三角生产线,陆续将产能转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而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基地华坚集团更是于年开始投资埃塞俄比亚,将一部分“中国制造”变成了“非洲制造”。

  有数据显示,从年至年,中国工资的涨幅已达69%,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此外,人民币升值也侧面导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资企业,如摩托罗拉、沃尔玛、卜蜂莲花、雅芳、宝洁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国部分机构的主要原因则可能是因业绩不佳的减负之举。

  然而陈家瑞对记者说,外资企业逐渐离开是必然的,民营企业的境遇才更艰难。

  “大家都说年以前外资企业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我觉得这个‘国民’更多应该是指‘民营’。”

  陈家瑞口中的“超国民待遇”是指年以前国内对外资企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即从盈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3%的企业所得税,加上减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等,外资企业可减免接近40%的税负,这意味着,其比国内企业拥有40%左右的成本优势。国有企业在“资源”上的优势也是民营企业不能相比的,因此民营企业在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年后,虽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也宣告统一,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宣告终结。但根据年底发布的全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年度,内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年的22.87%下降到22.70%,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年的19.25%提高到20.46%,实际税负率平均上仍有2.24%的差距。

  “大企业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只是家小企业。其实也不是一定坚持不下去,只是坚持下去太累,变数也太大,没多大意义了。”结束工厂后,陈家瑞带着妻子和女儿,投奔早已在法国定居多年的父母,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而年初一条有关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谐汽车董事长冯长革等众多企业家移民“岛国”,争做“岛民”的新闻,让像包括圣基茨在内的塞浦路斯、瓦努阿图、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岛国移民”引起了更多人的   圣基茨的优势之一,是其公民在去往英国、爱尔兰、加拿大以及所有欧盟国家时享受和其他英联邦国度(如澳大利亚)一样的免签证待遇,并且能够获得包括无需学生签证就能在英国就读等特权。优势之二,圣基茨不要求申请人在该国登陆和居住,同时它承认双重国籍,公民入籍后政府不会向任何国家政府通报。更吸引中国企业家们的是圣基茨的“经济政策”:该国没有资本利得税、所得税和财富税,圣基茨也不会对公民的境外收入、利息、赠与、财产和遗产等征税,这无疑满足了企业家的最大需求。

  应该说,在年下半年以前,这个岛国上还没有太多中国人的身影。而促使中国企业家“扎堆”前往的直接导火索可以回溯到年商务部与其他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10号文”)上。文件中规定:红筹上市模式中企业和个人前往境外设立公司必须到商务部报批。正是这一条,让很多中国企业家被逼“上岛”。

  通常一家公司想要采用红筹方式在境外上市,基本上会有如下几步:国内股东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境外离岸公司通过并购或换股的方式收购国内公司;重组完成后,以境外离岸公司为上市主体申请上市。然而根据“10号文”的相关规定,从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后收购国内公司的重组过程,到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上市交易,都要通过商务部乃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境外上市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堵死了关联并购、换股并购等主要海外上市的必经之路。因此,至今为止这些规定的申请与审批在实践中仍鲜少启动。

  在这之前,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为了避过层层审批、实现上市融资,普遍采用红筹模式奔赴海外上市融资。“10号文”的出台为所有寻求海外上市的民企设置了一堵“玻璃墙”,明明有路可走,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走得通。这样一来,有部分民营企业只能“甘冒”违规风险、不经审批到海外上市。

  时间到了年,此时中国内地股市IPO处于叫停中、恢复时间暂不明朗,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又屡遭集体做空,到“香港上市”就成为了内地企业上市融资的首选。但是一直形同虚设的“10号文”在港股市场中却变成了难以逾越的大山。因为香港遵从中国内地法律,交易所有着否决企业的权力,任何企业上市若不符合中国法律就会被香港联交所否决。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为筹备上市所支付的律师费、审计费、投行费用等数千万元的成本将“打水漂”。

  当多次申请审批或者架设海外子公司以绕过监管均未果时,部分民营企业家发现,或许只有变成“外国人”才能最终绕过“10号文”。由于传统移民国家移民申请的办理时间长、需要申请人登陆居住等限制,圣基茨最终脱颖而出。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政府也丧失了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一纸文件”让很多原本希望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企业的未来还未可知,但自己的国籍却率先“走了出去”。

  “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最多受到政策优待,然后是外资,最后才轮到民营企业。”陈家瑞说。“企业家的离开,有时是被逼走的无奈。”

  事实也正暗合了他的观点。

  在中小型企业生存举步维艰,大型民营企业发展被受限制的同时,国有企业在经济放缓、众多行业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背靠政府大肆“进补”。

  年,中国石油收获了A股补贴王的称号,一年间共获得财政补贴亿,占其亿净利润的7%。这只是多年来“习惯成自然”的一个缩影,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国家财政补贴亿。~年间,它们曾因“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获得.49亿元的补贴,而彼时地方民营炼厂却从未享受炼油补贴。

  当然,其他国有上市公司也不甘落后。截至4月15日,在A股发布年年报的家上市公司中,有家获得政府补贴,占比超过90%。本来应该用于支持特定项目或者扶持新兴企业、促进创新型产业发展的政府补贴,大部分进入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口袋。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排名补贴额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央企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样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法律环境下,对本来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日子充满压力、不安,甚至是焦虑。

  我们承认,在缺乏透明与监督的体制下,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以权力换取利益的寻租是必然;需要审批或资金的企业,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带盛行的社会里,以金钱攀附权力也是必然。因此,确实有很多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在共享权力盛宴后,也会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涡,无法自拔。比如王益与魏东、周宏;陈良宇与张荣坤、周正毅;陈绍基、郑少东、相怀珠与黄光裕;刘铁男与倪日涛;刘志军与丁书苗。但或许换个角度来看,从不放弃掌控市场的政府,将失去监督的权力赋予一群凡人,因此,他们之中的一个或几个,用手中的权杖去“吸引”权力与金钱的奴隶。这是体制的恶果,不能由个别人完全承担。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许很多“合谋”的内情并非我们所知那样。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经历“重庆打黑”之后,国内的企业家开始进入群体性焦虑之中,关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争论席卷而来。

  然而这样的讨论,并不能阻止那些担忧自己和家人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企业家,开始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有些人干脆举家移民海外。那一年,曾有一次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出走”加拿大的举动,令人唏嘘。

  各国有关的移民政策

  加拿大:联邦关闭投资移民通道各省情况有不同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年2月11日公布,一次性一刀切全球联邦投资移民和企业家移民积案。而各省情况各有不同,如魁省的投资移民是否能再次单独开放,要看魁省政府与联邦政府谈判的结果。魁省移民局有可能续年政策,限额申请数额,采用抽签方式决定是否接收申请。魁省企业家移民、自雇移民也会是年开始受   同时,年加拿大联邦提出新增50类职业的技术移民。

  符合年度联邦技术移民职业资格的申请人,年度最多可以允许20个家庭递交移民申请,单项职业最多允许个家庭申请。这项政策于年5月1日正式开始接受新案申请。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投资换“经济公民权”

  这是一个独立的英联邦王国,投资者及其家属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获得那里的“经济公民权”:第一个是投资该国的糖业多元化基金会(SDF),外国居民向基金会提供大约25万美元(一个申请人)或者30万美元(一个家庭)的一次性捐款,再缴纳律师费(6万美元),背景调查费、工本费、申请费等(2万美元),共计38万美元(约合万元人民币)就有资格申请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审批流程只需要3~6个月。第二是投资房地产项目,房地产项目要求单一申请人在政府批准的房地产项目中投资40万美元,同时支付政府申请费(10万美元)、律师费(3.5万美元),背景调查费、工本费、申请费等(2万美元),共计56万美元(约合万元人民币),就能换到全家的护照和一套房产。整个过程需要3~10个月时间,五年后这处房产还可以上市出售。圣基茨无移民监、没有居住要求和免签个国家和地区几个优厚条件,带来了无限吸引力。

  美国:EB-5申请创新高

  美国联邦政府EB-5签证申请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此项目开始于年,目的是吸引海外投资移民者来美国投资及创造就业机会。此类签证每年有0个名额。根据此方案,外国移民申请人在美投资创设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商业性企业,并创造10个全职的美国工人就业机会,即可获发两年期的条件式移民签证。两年届满前90天,若移民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仍存在,可申请“条件移除”,而成为永久居民。此方案的投资额为美金万元。如果投资标的是位于目标就业区(TargetedEmploymentArea),则投资额可降为50万美元。

  EB-5对申请人的要求相当宽松,没有商业背景、年龄、教育程度及语言能力的限制,只要证明其投资资金为合法取得(包括个人累积所得、赠与、继承等多种途径)。一人申请,全家(配偶及21岁以下未婚子女)均可同时获得绿卡。申请成功后可自由选择美国任何城市居住,或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据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年,名中国人获得了这项签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人数。韩国人占第二位,共人。年的申请人数比年增加了5%,是近年来涨幅最低的一年。年增长率为58%,年为94%。

  但是EB-5项目是有风险的,在具体运作上,由于中国人对美国的法律、经商环境、语言、经营成本等并不了解,政府也不提供担保,投资面临风险和损失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在申请前的风险评估、项目选择上要非常谨慎。

  欧洲:买房换居留权

  目前买房移民的欧洲国家中,以南欧四国: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最为典型。在这四个国家中,最低门槛是希腊,仅需25万欧元。在上述几个国家当中,葡萄牙一直占据领先者的地位。而国家综合实力最强的是西班牙。

  希腊的投资门槛低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非欧盟公民只要在希腊购买价值25万欧元或以上的房产,即可申请5年希腊居留许可。希腊高品质居住环境以及特有的房产优势非常适合定居生活。

  葡萄牙从年10月就推广“惠及三代”的“黄金居留计划”:非欧盟国家公民只需购买50万欧元房产,主申请人及其配偶和未满18周岁的子女,即可在2个月内获得葡萄牙居留权。同时,满五年房产可以出售、每年只需停留7天。葡萄牙政府年发放了个黄金签证,其中四分之三的持有人是中国人。葡萄牙投资移民政策中允许主副申请人及子女获得居留许可后,可享受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的该国所有福利。对移民子女而言,获得葡萄牙国籍后就可享受欧盟国学生的待遇,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得到教育部认可,学历在整个欧洲都通用。如果选择到欧洲其他国家深造,其费用仅为自费留学生的四成左右。

  西班牙作为葡萄牙的邻国,看到了葡萄牙推出买房移民项目后获得的收益,年5月,西班牙政府正式在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对企业家及其国际化的支持”,备受海外移民   年9月28日,该法案正式由西班牙议会批准生效,西班牙“黄金签证”成为正式法律。做为欧洲的老牌经济强国,西班牙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深厚底蕴,迅速成为备受   塞浦路斯于年初放开移民政策,允许非欧盟国家居民在塞购置不少于30万欧元的永久产权房产,审批时间最短只需要2个月,就可以全家获得永久居留权。塞浦路斯是目前欧洲唯一一个一步到位获得永居的欧盟国家。

  匈牙利:买国债换移民

  匈牙利国债移民从年4月份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该项目规定了只要申请人年满18周岁,只需要投资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万元左右)购买利政府国债基金5年,5年之后无息返还。这个项目没有学历及语言要求,也无需提供资金来源证明。在移民间的要求上也等同于无,因此首期个名额在年11月份就申请完毕。

  对此,匈牙利稍微调整了部分政策,提出自年12月1日起,匈牙利国债基金二期将开放个配额;未来无需登陆,取消匈牙利每六个月登陆一次的限制;取消匈牙利境内生活保证金条款;客户可直接在中国境内递案,无需登陆匈牙利进行递案;匈牙利国债移民极有可能出台类似“融资”的方式,一步到位拿身份,而无需全额购买国债基金。以上细节的调整,无疑使“匈牙利国债移民”成为目前移民市场上综合性价比最高的移民项目。匈牙利政府更是把匈牙利国债移民项目写进了该国法律,这使得该项目的安全性得到了极高的保障。(韩雪/中国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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