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改变，往往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新建或重生，新自由主义之父哈耶克就是个逐渐走下神坛的人，而与他同时期出道并与之论辩终生的卡尔—波兰尼的“嵌含（EmbeddednessConcept）”的概念则重见天日，所谓“思想不灭”，呵呵。因此，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是个并不必然成立的概念，据波兰尼的研究，自19世纪以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在社会中，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纯属空想。
他在其巨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即经济本身并非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市场交易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及契约的强制约束力。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在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自由化，因其不受约束的过度投机和不平等，最终将摧毁持续繁荣的基础。该判断已被西方历次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及军事冲突所反复证实。
一句话，西方中心主义所奠基并由此引发的自由化浪潮是个伪命题，一切并不是宣传的那么美好。本文我们就以西方中心主义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1西方中心主义01
近现代史开端
我们知道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首先把公元年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该年前后有了西方人主导的新航路的开辟，从而联系了世界各大洲，整个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由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孤岛逐渐联系成一个整体，其中麦哲伦全球航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航海家远征印度等是其中的代表事件。如果认为全球化是从这里开启的话，可以说现在仍然方兴未艾。
客观地说，年开始的全球化是中华经验主义的技术成果与西方人的冒险精神相结合的突出成果，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阿拉伯世界的翻译和传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兼容并蓄，中西融合，应是文明交流，文化及思想创新的基本步骤，一家独大，唯我独尊，不过是自我美化与封闭的遮羞布罢了。这在东西方都有着充足的经验教训。
这里是西方走出蒙昧，开启近现代化的开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此引发并持续至今的“西方中心主义”则更多的走向了历史的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片面的认为世界的相互联系是由西方人首先开启的，这都是西方的功劳，是西方人独创的，进而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其他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为中心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普遍性，从而代表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非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以此作为真理，意图按西方模式改造既有政体，怕是拜错了师傅。世界又到了转向的时刻。
02
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形态
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学术潮流或曰主流思想，则要推迟了很久。19世纪上半叶，西欧社会急速发展使其走在世界前列，也使许多西方人沉醉于“先天优越”的幻觉中，“西欧中心论”在思想文化和世界史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由此形成。此后，“西欧中心论”又演变为“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
德国史学家兰克是早期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指西欧各国）中历史地产生的。”在他所著的7卷本《世界史》中，西方世界的统一性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实质和主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由拉丁和条顿民族开创而遍及寰宇的西方文化的统一性。
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经典形态。东方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理性开始走向自我实现。理性顺着自我实现的道路，从希腊、基督教、启蒙主义直至普鲁士国家，达到其顶峰。西方文化是历史的中心，这是黑格尔的表面命题；西方文化体现的理性特征，是历史的动力与目标，这才是黑格尔的实质命题。
总的来说，“西方中心主义”大体有三种形态，即种族学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一言以蔽之，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一个隐含的信念，自觉或下意识地感觉到始于欧洲、此后覆盖整个西方对于世界的优越感。“欧洲中心论”式的学术研究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骨子里则是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
2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真相我们先来看看前后的世界面貌。
01
小冰河期。
现有科研成果证实，在15世纪至17世纪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地球处于太阳黑子蒙德极小值期，加上在年至年间，包括瓦努阿图火山在内的一系列火山喷发，导致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寒冷时期的到来，是谓小冰河期。
当然，从史料记载来看，广义上来说，这一阶段的小冰河期可能开始于年并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小冰河期是北半球有史料记载的最冷的一段时间，间发性的瘟疫与饥馑肆虐欧洲，从阿尔卑斯山延伸下来的冰川甚至吞没了一些村庄。同时海平面下降，破坏性的潮汐已经不多见，且活动规律容易为人类所掌握。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果，甚至直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世界近代史也由此开端。
稍微了解世界历史的读者会有印象，年前后，欧洲大陆刚刚从14世纪中叶的因黑死病引起的人口大灭绝中勉强恢复。因为恐惧天灾是神之惩罚，主体区域的政教合一反而更加巩固，反智主义盛行，烧死布鲁诺以及大规模处死女巫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因为又赶上了小冰河期，气温骤然下降，欧洲核心区粮食大量减产，神圣罗马帝国核心区人口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下降。
这使得欧洲中世纪文明在对付游牧势力入侵方面，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奥斯曼帝国由此兴起。
02
奥斯曼帝国的兴起
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在攻克伊斯坦布尔之后，倚靠其强大的集权体制、军事革新及铁一般的军纪，正在迅速扩扩张其势力范围。同时，欧洲赖以为生的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远航路线被土耳其的海军夺取和控制，欧亚主要的海陆贸易路线被土耳其垄断。军事及经济压力，几乎让整个欧洲陷入绝望的境地，导致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西班牙女王支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航寻找亚洲海路，已经成为历史定论。
不过，正如同蒙古帝国的扩张促进了欧亚大陆融合一样，奥斯曼的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融合和知识的传播，中西欧在前后已经可以熟练掌握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阿拉伯文明的天文、数学知识，还有经过奥斯曼改良的火绳枪等武器，并有适当的改良，比如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德国德国古登堡就是根据中国的印刷术改良了印刷机，欧洲这时也学会了使用中国发明的罗盘，欧洲的手工业甚至一些小型工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欧洲之角的远航更像是一场绝望的赌博，一场不得已进行的冒险。但是历史在这里呈现了其温情的一面，终于因为小冰期的原因眷顾了一次欧洲，远航成功了。
03
大明中兴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成为是世界的中心，战国以至秦汉王朝各方面能力均已超过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全球化，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联系的纽带。一直到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心，西方只不过是中国的搬运工罢了，把美洲的白银，印度的鸦片，非洲的象牙等等运到中国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奢侈品。按照今天的经济学术语，那时的中国占据着全球产业链的顶端，收获着可观的垄断利润。如果没有科技支撑和贡献，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使中华文明绵延至今。
年前后中国历史处于明孝宗时期。早在明成祖时，大明王朝经过对周边势力的打击整合，以及郑和七下西洋，充分展示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先后有苏禄等4国国王来华觐见中国皇帝。这一时期，经过弘治初政，出现了明代少有的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小冰河期对农业文明的破坏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一时期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皆为历代所不及，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到朝鲜、日本，甚至土耳其，都派人向大明朝贡。开始设立四夷馆，破天荒的有了专职的翻译机构。
明朝时期中国科技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造船、天文、医学、数学和化学及农学等，均对世界产生莫大贡献。按照当时中国人的理解，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发展成就了，缺乏改弦更张或者外向型拓展的需求，顺其自然即可。正如同进入21世纪后，西方陷入发展停滞的怪圈一样，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绝不是张维迎等西化派教授信口雌黄的那样，中国自年后没有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所谓新航路的开辟，不过是欧洲之角的葡萄牙、西班牙借助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同时借助于奥斯曼帝国传播来的精良火器，无奈而绝望的远航罢了。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冒险家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因为15—17世纪正处于小冰河期，海况相对于之前好的太多了，这才使地理大发现成为了可能。但新航路的开辟带来的并不是全是世界的福音，反而是西方经济掠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行其道，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所有这一切跟张维迎所极力倡导的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关涉所谓的科学成就，更谈不上什么大的历史贡献。
3西方科技革命的真相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科技勃兴的几个主要因素。
01
利益需求和封建主支持。
我们从麦哲伦和哥伦布船队的王室赞助者可以知道，地理大发现和自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封建王朝体制提供了支撑，而自由民是不可能实现这种远航的。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科技成就恰恰是民间人士的个人创造，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因为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地中海和西欧其他国家也开启了远航，以与欧洲之角的先行者开展竞争，荷兰、英国都是后起之秀。这种牵涉巨大利益的竞争，才是促使欧洲开展技术革命的需求因素。
同时各国王室及国内封建主、新兴的资产阶级均把注意力和资本投入这场大掠夺的竞赛中，荷兰甚至首创了现在金融制度，当时欧洲最大的船运公司，贸易公司，技术公司包括海军等均是由这些力量扶持发展起来的，著名的有英荷的东印度公司、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等。为了取得领先于竞争国家的综合优势，西欧各国对于能够促进航运、贸易、军事、工农业等发展的技术创新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于取得的成果也是不遗余力的推广，同时加以保护，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手段。这一点从20世纪后期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的套路也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笔者此前所说的需求驱动、利益捆绑、国家支持是科技革命和工业化的基本模式，与所谓的自由观念并无直接联系。
02
新教运动
西方首先驱动工业革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教运动。因为对于黑死病的极端恐惧，和对上帝无力解决这一难题的质疑，以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刺激，当然最主要还是宗教中心区人口的大量灭绝导致的政治力量的失衡，民族主义的潜流已经形成。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威信明显下降，教会内部的改革派针对教会加强集权和控制的措施已多次发难，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格局越来越难以维系了。
典型的事件在年发生，在德意志帝国会议中对恢复天主教特权之决议案中，新教诸侯和城市代表在教义改革派代表人马丁·路德的导引下，提出抗议，史称新教运动。新教认为只凭信心即可得救，那么信徒人人均可为祭司，无须神职人员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此外，信徒还可以互相代祷，每个信徒都有在宗教生活中彼此照顾相助的权利和义务，都有传播福音的天责。稍后几年的“改革宗”加尔文开创了由地方教会会中选举教会神职人员，以共和制管理教会的先例，这可以视为宗教民主话的开端，如果《自由大宪章》算是政治民主话的开端的话。
新教运动本质上是反思反智主义的宗教观，质疑政教合一的黑暗的中世纪的合法性。人人得以自行信上帝，也就没有了上帝，同时每个人又可以自称为上帝。这场运动帮助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加上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由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格局开始四分五裂，小国寡民的竞争关系成为主流；解除了财产和人身权利的政教依附关系，自然人的概念开始出现并需为自己负责，加上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质疑成规提倡自由才有了基础。相比于秦帝国郡县制的实质上的大一统模式，确立了财产私有和人身依附的分离，就是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一分为二—财产所有权和政治权利，不再统一到一个人身上，西方自新教运动正式开始的人身解放历程晚了接近年。
另外由于人人可信教的权利及具有传播福音的天责，基督教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能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尤其对于人口并不占优势的西欧国家的殖民主义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基督教开始随着炮舰和殖民走向全世界，伴随着的就是对征服地区的屠杀、奴役和经济掠夺，这一点到了现代的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美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科技未必都是贡献，往往意味着军事领先，意味着血与火的残酷！
03
真相是这样的
综上所述，基于海权竞争的现实需要、巨额利益的刺激，以及封建主的大力支持，是促使欧洲发生技术革新和科技革命的前提条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存实亡以及各民族国家的纷纷组建，各国家及国内邦国间具备了充分的竞争条件，一旦某国在某项技术上的胜出，就有可能领先其他诸侯进而获得巨额利益，是促使西方出现工业革命的客观条件，这也是知识产权制度首先发端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以解释现在金融制度首先发端于西欧的问题。
同时，基于新教运动的发展，质疑成规相信自我成为主流文化，而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经济条件改善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舒缓，同时得益于东方文明的传播和改进，个人具备了学习机会和条件，也有了为兴趣开展研究的机会，使得技术革新和科技革命具备了主观条件和可能性。
脱离了人身依附关系、免除了宗教具体义务的个人，借助于已有的科技成果，吸取了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审美观、古典哲学和理学观念的营养，同时借助于所在地封建主或王室的扶持，面对市场需求和技术缺口，才有了科技创新的可能，而自由的概念要比这个晚了很多。实质上是科技以及由此实现的利益，使得个人进一步脱离了宗教桎梏和封建依附，个人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动力机制，实现了无枷锁的劳动，并且有机会上升为资产阶级，获得了所谓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以上分析表明，西方科技发明和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当时其他国家所不完全具备的，但是这些都跟西化派鼓吹的“自由”是不相关的，恰恰是这些先决因素以及随后的科技革命促进了自由。注意，这里的自由并不是跪舔族极力倡导的“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所说的“自由”概念，并不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
历史的看，自由是种解放，是对封建主和宗教依附的解放，是从外力约束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而绝不是张维迎所主张的胡作非为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是动不动就能从思想和行为上去抹黑民族及攻击体制的自由。关于自由的批判，请白蒺藜图片新疆治疗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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