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铭文刻写在石头、金属板、布等载体上，是无价的历史文献。阿育王是第一个将佛教戒律刻在岩石、岩洞等载体上的人。根据阿育王的这些诏令，我们可以确信，到阿育王时代时，婆罗米字母已经发展完善并完美地应用于书写中。
▍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亚洲学会副主席皮埃尔-西尔万·菲利奥扎（PierreSylainFilliozat）及其夫人、法籍印度裔著名印度学家瓦桑达拉·卡瓦利·菲利奥扎（VasundharaKavali-Filliozat）近期应邀来到复旦，分别主讲2场有关印度古文献学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外事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办，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办。菲利奥扎教授的讲演围绕印度写本学，菲利奥扎夫人的讲演围绕印度铭文学，写本学和铭文学是印度古文献学中的两个重要方向。
▍菲利奥扎夫人年出生于印度南方卡纳塔克邦的哈韦里，她出生于梵学世家，其父亲和哥哥都是梵学家，她自幼在梵文环境中耳濡目染，后成为艺术史学家和铭文学家。她主要在印度和法国从事研究工作，在探索祖国的文物与文献的同时，也向对印度文明知之甚少的西方世界普及相关知识。年至年，迈索尔（卡纳塔克邦旧称）扶轮社向她颁发证书，以感谢她对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年，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印度教帝国）神庙和铭文的研究，以及她在印度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她的研究成果于年被学界承认，而她也因此被授予“卡纳塔克邦政府奖”荣誉奖章。年，她被选为卡纳塔克历史学会第22次会议的主席。
此外，菲利奥扎夫人用卡纳达语、英语和法语写了超过20本著作以及大量文章。她对卡纳塔克邦寺庙在艺术和建筑领域遗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进行研究，这一研究也吸引了她丈夫的注意。如今夫妇二人正合力探索卡纳塔克邦的寺庙，尤其是卡纳塔克邦北部宏伟壮观的大型建筑。（嗯，陈主持人正宏教授说：看，找先生或者找太太就是要这样的，志同道合，一辈子的幸福啊……）
此外，印度斯坦的音乐、舞蹈和戏剧也是她的兴趣之一。
伟大的碑铭研究专家D.C.奇尔卡在其所著《印度铭文学》中写道：“铭文学就是研究铭文的学问，照字面意思理解，铭文就是指一切铭刻在某种物体上的文字。”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印度人没有历史观念，因为他们是以欧洲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历史学家为准绳来衡量印度。的确，印度是没有“一个希罗多德”、“一个修昔底德”，而是有许多个希罗多德、许多个修昔底德。当我们检视印度所藏碑铭时，这一事实益见昭然。
印度有碑铭逾十万通，这些铭文刻写在石头、金属板、布等载体上，是无法估价的历史文献。这些文告，一部分有作者签署，但大多没有。他们更愿意匿名。这便是为什么我说印度没有一个希罗多德、一个修昔底德、一个塔西佗，而是有许许多多个——他们就是起草这些铭文的作者。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收集史料并耐心梳理，然后从中寻绎出历史真相。铭文中提到的史实，得到了文学资料的印证，比如朝代、国王以及都城的名称，甚至在神话中都有所提及。对印度所潜藏的丰富铭文一无所知，英国学者遽然断言“印度人没有历史观念”，其说显然没有根据，没有道理。
印度重视口述传统，不大鼓励文字记载。因此，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直到公元前3世纪，印度还没有开始使用文字。经过一场血腥的战争，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征服了伽棱伽，他开始为战争中失去了众多生命而后悔，并意识到还有其他征服世界的方式——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为了这个理想，阿育王转而信仰佛教，并且希望将“非暴力”的信条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为了让世人了解佛教的基本信念，阿育王不仅向印度各地派出了传教使者，也向海外派出了众多传教使者。除此之外，阿育王还想到了另一个绝妙的主意——将佛教戒律刻在石碑、岩石、洞窟等不朽的材料上。这些文字就是著称于世的“阿育王诏令”，它们证明了阿育王的宽宏和印度文字的存在。阿育王诏令是用婆罗米字母记录的，使用的语言是普拉克利特语。
由于印度以口述传统著称，早期欧洲研究印度古文字的学者认为印度的文字起源于阿育王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尽管没有书面记载证明印度人懂得书写，但是有大量其他证据能证明印度人并不缺少这种本领。能够支持这个说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例子是《吠陀经》。印度教是以吠陀文化为基础的，《梨俱吠陀》是四吠陀中的第一个文本。一般而言，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梨俱吠陀》的时代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年前或公元前年前。虽然在丰富的吠陀文学中能够找到提及书写的材料，但是吠陀文学却没有留下像阿育王诏令那样以文字形式记录的文献，原因就是《吠陀经》以及《吠陀经》系列的文本都是以口述和背诵的形式传授的。甚至到了今天，《吠陀经》也是以口头形式传授的，印度教的信徒必须记住它。
印度第一个语法学家波你尼在其语法著作《八章书》中多次提及书写，并且经常使用这样的术语：lipi，表示手写的字符、字母；lipikāra，表示书写者、抄写匠。在《论语音》中，一段韵文描述了一个坏老师的特点：
一个坏老师是这样的人，他教人唱歌，讲话很快，摇头晃脑，他朗读写下的文字却不理解它们的意义，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这是坏老师的六种表现。
这段韵文提到了likhitapā?haka?，即“照本宣科者”；韵文提到的教师可能是那种不擅长教师工作的教师，他们只会将课程内容写下来然后在课上朗读。我们的重点不是探究教师的好坏，而是要注意，他们当时已经在写字或者阅读写好的文字了。这也表明，书写对印度人来说并不新鲜。即使今天没有留下太多的书面文献，也并不意味着印度不存在书写的技艺。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献不多，这是因为大多数文字都写在桦树皮、贝叶、布帛等容易朽坏的材料上。古代历史学家如奈阿尔科斯和昆提乌斯·库尔提乌斯都提及印度人在树皮和布片上书写。奈阿尔科斯写道，印度人是在经过精细捶打硬化、有着柔软表面的布上书写的。昆提乌斯·库尔提乌斯说“他们在树皮上书写”，可能他说的是“一种用于书写的桦树皮”（bhūrjapatra）。在树叶和布上书写迟至公元15世纪才被波斯伊朗王国的使节阿卜杜勒·拉扎克记载。当时他主要在印度南部，特别是胜利城活动。他来到印度的时候，国王德瓦拉亚二世（-年）还在卡纳塔克帝国（现代历史学家错误地将它说成“毗奢耶那伽罗王朝”）首都胜利城（现在的汉比）的宝石王座上。他对帝都胜利城进行了生动地描绘，他写道，“在苏丹（阿扎克将印度国王称为“苏丹”）宫殿的右边是一间觐见厅或大臣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极其巨大，是一个有四十根柱子的大厅；它前面是一个高台上的厢廊，高台比一个人的身高要高一些，长三十码（90英尺）宽六码（18英尺），这里是档案保存处和抄写员的工作地点。抄写员们有两种书写方式，一种是用铁制的笔在一种两码长、二指宽的印度坚果树的树叶上刻写。”实际上拉扎克在文中用的词语是“铁言”（kalamofiron），但翻译家们译为“铁笔”（ironstylo），而“印度坚果树”就是棕榈树。“这些字没有颜色，而且只能保持一小会儿。”拉扎克进一步描写了另一种实用的书写材料，“另一种方式是将书写材料的白色表面涂黑，用削成笔状的软石在上面书写，这样一来白色的字符显现在黑色的表面之上，而且能够持久存在。这种书写方式极受推崇。”
阿卜杜勒·阿扎克提到，棕榈叶档案不能长久保存，但是那些记录在布上的文档就可以长久保存。记录在布上的文献有一个专业术语，Ka?ita
。一般而言，这些档案是对一处工程的兴建或者一段历史事实的记述。在斯林格埃里的沙拉达皮夏寺院保存着许多文献，最早的文献是毗奢耶那伽罗帝国的哈里哈拉二世（-年）时代的。
回到书写的主题上，公元前4世纪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也提到了书写和书写者。佛经Bhikkupācitya里提到，书写者或者抄写匠是最赚钱的职业。这证明了许多书写者的主要谋生方式就是书写。
现存的很多神像都是一只手拿写本、一只手拿铁笔（蚀刻用钢尖笔）的人物形象。印度教中的梵天——吠陀（知识）的创造者——有时会被描绘成一手拿着写本的形象。他的妻子辩才天女（Sarasvatī）是科学和艺术的女神，“知识辩才天女”是她众多名字中的一个。在雕塑艺术中她常常被塑造成一手拿着贝叶写本的形象。C.希瓦尔阿马穆尔蒂写道：“最早的女性雕像出自马图拉，这个形象一只手拿着写本，基台上有婆罗米字母的铭文。”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石头上刻写的活动是从阿育王时代开始的，阿育王是这门技艺的先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阿育王是第一个将佛教戒律刻在岩石、岩洞等载体上的人。根据阿育王的这些诏令，我们可以确信，到阿育王时代时，婆罗米字母已经发展完善并完美地应用于书写中。除了北方边境地区，整个印度的阿育王铭文使用的都是普拉克利特语和婆罗米字母。印度北方边境和中亚的刻石使用的是当地通行的佉卢文字母，而在印度其他地区则使用婆罗米字母。关于佉卢文（Kharo??hi）这个名字，前些年学者们有很多讨论。一种说法认为“Kharo??hi”源自“Kharo??ra”，是“驴唇”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个由khara和o??ra组成的复合术语，意思是“驴子和骆驼”。持第三种意见的学者们认为这种字母是写在驴皮上的。持第四种意见的学者甚至从中看到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名字。无论佉卢文这个名称的起源是什么，它是从右往左书写的，而婆罗米字母是从左往右书写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佉卢文源于阿拉姆语字母，它在印度经历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为了因应印度的语言结构。当我们讨论婆罗米字母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楚。
用于雕刻阿育王诏令的是在全印度通行的婆罗米字母。汉语文本特别是《法苑珠林》显示这种字母的名字是婆罗米。耆那教文本称之为“Bambli”。婆罗米（Brāhmī）的意思是大梵天（Brahmā）的字母。人们认为这种文字源于大梵天。由于大梵天是文字之神和吠陀经的传授者，故而印度教徒很自然地认为他是这种文字的传授者。我们发现，公元前3世纪统治整个印度的阿育王的铭文中的字母是婆罗米字母。比阿育王统治时期早一些，我们只在公元前4世纪的一枚钱币上看到其铭文是用婆罗米字母从右往左书写的。但是，只根据这一个例子，我们不能认定在阿育王时期之前婆罗米字母都是从右往左书写的。
我们注意到，到阿育王时代，婆罗米字母已经发展完善并适合于印度语言结构。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字母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印度使用的呢？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被发现之前，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印度人从阿育王时期才开始书写。但是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印章让学者们改变了看法。I.马哈德万、S.R.拉奥等学者曾试图破译印章上的字母。前者提出通过泰米尔语来理解这种字母，后者则提出通过梵文来理解。但这两种理论都是假说，我们等待更好的解释或者双语铭文的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婆罗米字母被印度人遗忘。14世纪图格鲁克王朝的统治者菲罗兹·沙和16世纪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阿克巴曾让学者去解释阿育王石柱诏令。但是梵学家们的努力毫无成效。19世纪，由于拉森、詹姆斯·普林瑟普、欧仁·比尔努夫等学者以及印度学者的努力，婆罗米字母被成功破译。成功释读文字之后，人们发现字母表是根据印度语法排列的。当我们看到印度字母是如何排序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婆罗米字母没有受外来影响，它完全是在印度本土形成的。
从阿育王时代开始印度字母就分成三组有序排列：1.元音（长元音和短元音）；2.辅音；3.半元音，摩擦音。
如图一，前两行是元音，下面的五行是辅音，剩下的是半元音。也许在波你尼的时代这个语音系统就已经产生了。
图一：印度字母列表
在阿育王时代只有39个字母，后来随着一些元音的增加，完整的48字母形成了。前8个元音又分为长元音、短元音、双元音等相关语音。然后是从喉音到唇音的5组辅音。它们的发音位置已经被语法学家完美诠释。最后一类里有4个半元音，4个摩擦音。
在所有外国语言中，为了得到想要的语音通常需要两个字母拼写来告诉人们如何发音：在罗马字母中，为了表示“kā”（发音长的a），一般需要两个字母“k”和“ā”来拼写。ki，ku，kai也是如此。在印度文字（包括婆罗米字母）中，每个元音都是通过一个符号和辅音连结的。印度语系中每种语言的每个元音都有特殊符号。这种字母系统始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些，这里举一个例子。印度语中辅音和元音是不分开的。首先，单个辅音发音是非常困难的；其次，这种发音是毫无意义的。为了使发音容易一些，需要将辅音和元音连结在一起发音。这样，一个辅音就能很容易地发音并且能发出想要的语音。在拉丁字母中辅音和附带的元音是并排写的，而在印度字母中辅音上要加一个特殊的符号。“长音节‘kā’以及字母表中的其他音节都是拼写在一起的”(基特尔)，这种方法被称为Kāgu?ita；“发音时将辅音与紧随其后的元音拼在一起”。举一个婆罗米字母的例子：Ka是一个单个字母，在婆罗米字母中的写法如图；在这个字母上端右侧加一道水平线它就变成了Kā（图二），发音如同英语单词“carpet”中的“ca”，形式很像字母Ki（图二）。在字母Ka的上端左侧加一道水平线，它的发音就成了“Ke”（图二），在上端两侧都加一道水平线，这个字母就变成了“Ko”（图二）。
图二：婆罗米字母写法
由此可知，通过在不同位置添加符号就产生了不同的语音，不能仅用元音或者仅用辅音来表达语音，必须将元音和辅音拼合才能正确表达语音。
在一个字母上增加一个特殊符号而不是写两个字母，这是印度人的发明。要想知道这种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还须看看印度神话。
在《希瓦往世书》和《林迦往世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宇宙的创造者梵天要求宇宙的父母湿婆和雪山神女帕尔瓦蒂展示他们的原形。湿婆和帕尔瓦蒂竭力劝说梵天放弃这个要求，因为他们的原形会让人难以承受。梵天依然一心想要看他们的原形并且坚持让他们显露原形。他们的原形太过耀眼，他们发出的绚丽光芒相当于无数个太阳的光芒，以至于梵天无法承受。梵天闭上了眼睛并且请求他们展露温和的形态。然后这两个神灵结为一体给梵天展示了最令人满意的形态——半女之主。从此以后，湿婆的一半是自己的身体、一半是配偶雪山神女的身体的形象“半女之主”(Ardhanārī?vara)变得人尽皆知。
图三
如图三展示的是半女之主的形象。左半边是湿婆的身体，代表男性，右半边是雪山神女的身体，代表女性。
在阿含经文本里，Vātula?uddhākhyatantra提到，元音轻，辅音重。当辅音连结了元音时，声音（nāda）这种音就产生了。一般来说元音被比作湿婆，辅音被比作沙格蒂，沙格蒂就是帕尔瓦蒂（雪山女神）。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结合就像湿婆和沙格蒂的结合形象“半女之主”。通过在辅音中吸纳一个表示元音的符号，就相当于印度字母里的“半女之主”。这个概念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婆罗米字母，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是纯粹的印度式思想，并且我们认为婆罗米字母起源于印度自身。也许婆罗米字母和一系列其他字母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字母起源于外国。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婆罗米字母已经发展完善，它不仅是所有印度字母的起源，也是锡兰、尼泊尔、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字母的起源。
印度铭文学研究开始于詹姆斯·普林瑟普，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借助《印度文物》《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和《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学报》《亚洲研究》等出版物，许多铭文的文本开始为人所知。随着18世纪80年代印度考古研究所的建立，铭文学成为研究的一个方向，并逐渐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不久之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印度铭文学研究使得印度人认识到他们的传统和文化的伟大。英国人产生了危机感，认为印度人会反叛缺乏文化底蕴的英国人。因此，研究资金随即被投入到考古挖掘上，以更多地了解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之前的古代印度文化。当时负责这个部门的弗利特被英国政府这种继母般的态度激怒了，他向英国政府抗议，甚至辞去职位。但是英国政府装聋作哑，对他的恳求和行动视而不见。
印度铭文研究仍在继续，但是进展缓慢。《南印度铭文》各卷开始出版，铭文文本附以译文公布其中。但渐渐地这项工作停止了，被公开的阿育王诏令文本只附有摘要和相应的日期。与此同时，多卷本《印度碑铭》也出版了，铭文的文本和译文都在里面。学者们在《印度铭文》上公布铭文的文本并附以长长的介绍和注释。早期学者公布铭文文本时都附有译文，现在的学者们满足于给出铭文的全面介绍和铭文文本的提要。
在卡纳塔克邦，铭文学研究开始于麦肯齐上校在年对铭文的收集。他只是收藏铭文，但并不研究它们。他把这些收藏交给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如弗利特等人研究。年，沃尔特·艾略特的研究理应获得更多赞誉，因为他在印度人还不知道铭文学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铭文研究工作。卡纳塔克邦庙宇遍地，而且每个神庙都有铭文。艾略特认为对神庙里的铭文进行研究能够揭示神庙的历史，因此他雇用了许多卡纳达梵文学者去描摹刻在每个神庙石柱上的铭文。这样，他就有了多通铭文文本的收藏。艾略特的一个极具创意的想法是：将他精彩绝伦的铭文文本收藏按照塞种纪元和执政君主的统治之年来排列顺序。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像斯瓦密·坎努·皮莱的《印度星历表》、弗利特的《卡纳拉地区的王朝》这样的二手资料可资利用，也不能借助地名词典的帮助。他研究自己收藏的铭文文本并且在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那是一篇很出色的论文。
年，迈索尔国家考古办公室成立，负责人是B·H·赖斯的儿子刘易斯·赖斯，他是一位牧师。在他主办的《迈索尔考古报告》上，展示了许多铭文文献。他对卡纳达铭文研究最卓越的贡献是出版了十二卷名为《卡纳达铭文》的迈索尔王国铭文。刘易斯退休之后，在年，由R.纳拉辛查尔接着主办《迈索尔考古报告》。这些考古报告展示了在卡纳塔克邦发现的历史遗址，并通过对古建筑、雕像的描述和对碑铭的翻译、注释重现其昔日的辉煌。
在印度独立之前，许多欧洲学者如普林瑟普、莱森、沃尔特·艾略特、弗利特、基尔霍恩、布勒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印度铭文研究。一些印度人，例如巴乌·达吉、因德拉吉、戈皮纳塔·拉奥、米拉什、B.Ch.查布拉等与他们一起工作。印度独立之后，主要是印度人在研究印度铭文。作为印度考古研究所一部分的印度铭文研究所，已经在印度的所有地区建立了印度铭文研究分所。迈索尔的铭文研究分所汇总出版了《印度铭文》《南印度铭文》《印度铭文学年度报告》。在丛书的最后一卷，我们能查到印度所有地区的铭文信息以及铭文摘要和日期的目录，这对于任何收集资料的初学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印度的铭文研究会、卡纳塔克邦历史研究院、印度历史文献委员会的努力。印度联邦和卡纳塔克邦都在努力工作，发掘整理这些历史记载，但是面对海量的材料，仍嫌力不敷用。我们需要投入更多人力和更多努力。
讲演（.1.9）
印度铭文与婆罗米字母
法籍印度裔印度学者瓦桑达拉·卡瓦利·菲利奥扎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本文由复旦大学古籍所李洁茹译、苏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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