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沿线国家内部政权更迭逐渐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沿线国家既存在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可能，又存在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可能。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率较低，但影响较大；而常规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繁和可预测性均较高，并且其影响通常可控。一些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具有周期性、区域交错性、反复性与意外性等特点。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将长期面临政权更迭的风险，而且将对当事国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在政权更迭初期，当事国国内稳定与经济发展将受到冲击，直接威胁“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建设；从中长期看，后续影响将取决于政权更迭对当事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稳定的破坏程度以及相关经济合作项目与该国国内政治的关联程度。如果当事国在政权更迭后仍能保持政局稳定，并且继续对“一带一路”合作持欢迎立场，就不会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今后，中国应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及时制定预案，综合施策，有效管控其造成的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沿线国家1可能的政权更迭已成为影响建设推进的重要问题。政权更迭形式多样，原因复杂，包括经济、政治和国际因素等。国家现代化、经济危机、政治制度不匹配、国际环境与外部干预等因素都可能引发政权更迭。政权更迭造成的影响同样复杂。主流观点多认为政权更迭易引发破坏性影响，而在经济社会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强行推动政权更迭，也易引发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但是，政权更迭也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促进国家发展。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有关政权更迭的研究涉及沿线国家的国情、外交风险预警、项目投资保护等多个方面，4这些都是影响项目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
本文从系统和整体的视角分析政权更迭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既有研究多聚焦某一具体的政权更迭形式，本文拟弥补这一缺陷，以整体方式，并适当扩大政权更迭的外延，将选举革命等纳入研究内容。从政权更迭的暴力程度和制度化程度两个维度，可将政权更迭分为两大类三种形式，即颠覆性政权更迭与常规性政权更迭两大类，其中颠覆性政权更迭中又分和平与暴力两种形式。颠覆性政权更迭主要包括反叛、内战、颜色革命等非法并直接摧毁旧制度的夺权模式，而常规性政权更迭则指在选举等名义上符合规范的夺权方式。
本文主要分析两大问题，一是总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的基本模式与规律，二是分析这些国家政权更迭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分析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模式
按照颠覆性政权更迭与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分类，本文基于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基本分布情况，将其分为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国家、发生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国家和未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
（一）基于类型划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分析
颠覆性政权更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属小概率事件，但呈现反复性特征。常规性政权更迭属于大概率事件，发生频率极高，但可预测性更强。在统计时间段内未发生任何政权更迭的国家则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
第一，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国家。—年，“一带一路”沿线有15个国家至少出现一次以上的颠覆性政权更迭，占所统计国家总数的14%。此类政权更迭通常伴随暴力或大规模抗议活动，并造成国家体制和政府权力格局的彻底变更。另有统计数据显示，有10个沿线国家在—年期间经历过两次或两次以上非正常政权更迭，其中后一次政权更迭通常与前一次政权更迭带来的破坏性效应有关。这说明颠覆性政权更迭具有一定的反复性。但是需指出的是，颠覆性政权更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属于小概率事件，未发生此类事件的国家占所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数量的近4/5。
进入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的政权更迭方式多样。在“颜色革命”、内战和政变等常见的颠覆性政权更迭模式中，“颜色革命”占25%，政变占47%，内战占20%，外部干预占8%。其中，内战属于暴力政权更迭模式，通常会彻底破坏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而“颜色革命”的暴力程度则相对较低，通常只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骚乱；政变则介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暴力性，但相比内战则相对缓和。由外部干预而导致政权更迭的概率相对较低，以上三种政权更迭模式均为颠覆性政权更迭，其不仅导致政治权威的更替，而且对所有投资与国际经贸合作均会造成巨大影响。
第二，发生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国家。相对于颠覆性政权更迭模式占政权更迭的两成多，常规性政权更迭则占七成以上，后者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此外，连续出现多次常规性政权更迭国家比例也明显上升，高达54%。笔者选取其中出现常规性政权更迭次数最多的10个国家，发现这些国家除了瓦努阿图（8次，第一位）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外，其他多为较发达并实行多党制政体的国家，其中大多位于欧洲地区。这些沿线国家在政治体制上通常实行定期选举，因此导致此类政权更迭呈现反复的特征。
第三，未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这类国家共有24个，可分为三类。第一类通常由某一主导性政党长期执政，包括越南劳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类国家的政府通常拥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能力，因而政权更迭风险较低。第二类国家多为传统君主制国家，如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此类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受到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多为一元君主制，政权轮替通常由领导人的自然更替实现，因而出现政权更迭概率也相对较低。第三类国家则多为一些领导人超长期执政的国家，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政体特征，如津巴布韦时任总统穆加贝、阿尔及利亚时任总统布特弗利卡等。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超长期执政，使其国家在长时期内未出现任何形式的政权更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库数据更新截至年，有部分国家在随后的两年内出现了政权更迭。例如，阿尔及利亚时任总统布特弗利卡和津巴布韦时任总统穆加贝都在年后被迫下台，这表明长期未发生任何形式政权更迭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其政体安全稳定，反而可能意味着其发生政权更迭的风险已逐步积累到临界点。因此对于此类国家，尚需结合其具体治理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二）基于空间维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颠覆性政权更迭风险高发国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权更迭现象尤为明显。自进入21世纪以来，西亚、北非地区有近一半国家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其更迭形式多样，包括外部干预、“颜色革命”、内战和军事政变等。政权更迭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除西亚、北非地区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欧中亚地区也成为颠覆式政权更迭发生频率较高的地区，上述两个地区分别有24%和26%的国家出现政权更迭。在东欧、中亚地区至今仍面临苏联解体后发展转型的艰巨任务，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在西方政治的影响下，常成为“颜色革命”的高发地区。相比之下，亚太、拉美和西欧地区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15%、6%和0。
在常规性政权更迭中，空间分布呈现出与颠覆性政权更迭完全不同的模式。一方面，此类政权更迭更为普遍，在世界各地区都频繁发生，明显高于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率，与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区域分布也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常规性政权更迭与颠覆性政权更迭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此消彼长的现象。在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率为0的欧洲地区，其发生常规性政权更迭的概率是%，即所有欧盟国家在—年间都发生了至少一次政权更迭。而在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频率最高的中东地区，其发生政府更替的比率反而在所有地区中处于最低位（57%），即有43%的中东国家在—年间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政权更迭。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仅次于西亚、北非的颠覆式政权更迭的高发地区，但该地区常规性政权更迭发生频率在世界范围内则处于低位（64%），有约35%的撒哈拉以南“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在—年间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政权更迭。一国政权更迭发生频率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反映该国的整体稳定与发展情况，出现多次常规性政权更迭国家也不意味着其长期处于不稳定或发展停滞的状态，而长期未出现任何政权更迭的国家也并不意味着该国政治安全风险较低，反而可能说明该国政治风险被长期遏制，存在潜在爆发的风险。
（三）基于时间维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分布
从时间维度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的情况，有助于更好地引入相关政治发展和历史因素，更全面展现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变革。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便利，笔者将研究的时间跨度设定为—年，以年为单位记录不同年份出现政权更迭的平均数。此外，笔者还统计了四种不同形式的政权更迭（革命、内战、政变和选举）在不同年份的平均数。
经过分析，常规性政权更迭在时间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周期性，部分年份是此类政权更迭的高发年份，平均4—5年就出现一次常规性政权更迭的高发期。而其他年份出现常规性政权更迭的比例则相对较低。这说明常规性政权更迭正逐步制度化，成为很多国家的正常现象（见图1）。
图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常规性政权更迭时间分布图
注：图片横轴为年份，纵轴单位为“次/国”，即发生政权更迭与当年总体国家数量相除的绝对值，未作百分比处理。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政治制度数据库自制。
颠覆性政权更迭也在相应时间范围内具有明显的波动性特征，而此特性也与既有政治学理论相符。既有理论多认为政权更迭的发生具有周期性特征，并以浪潮式呈现。当一国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时，也会促使其他与之相似的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形成“雪崩效应”。自二战结束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遭遇了多次颠覆性政权更迭的高发期，并分别对应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苏联解体以及年以来“颜色革命”等重大国际事件。
不同类型的政权更迭在时间轴上差异化分布（见图2）。—年，政变发生的频率整体上高于内战与“颜色革命”。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一国国内的政治风险中，统治阶级“身边人”背叛的风险概率更高。因此，相比于其他形式的颠覆性政权更迭，政变在一段时间内是最常见的形式。“颜色革命”与内战大多分布在时间轴的右端，近20年才呈现出波浪式上升势头，而政变发生频率则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这说明颠覆性政权更迭的主导模式正发生变化，“颜色革命”与内战的发生频率总体有所上升。
图2颠覆性政权更迭的时间分布
注：横轴为年份，纵轴占比为发生事件国家与当年全部国家的绝对比值，未作百分比处理。资料来源：作者根据（Djuve,）数据库自制。
二、政权更迭产生的影响
政权更迭产生的影响具有多重性，本文将主要从全局性与涉我性两个角度切入。一方面，政权更迭将对当事国的整体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可能改变该国进一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外部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政权更迭也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笔者采取定量研究与案例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以包括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政权更迭以及其他治理指标在内的面板数据集（PanelDataset）为基础，使用分析面板数据常用的固定效应模型，就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发展和中国与相关国家经济合作进行量化分析。此外，本文还通过案例进一步分析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影响。
（一）面板数据分析
通过搜集相关数据，可建立—年的面板数据集，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对外投资、政体况、人口、脆弱国家指数、腐败指数等内容（见表1）。
表1面板数据指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笔者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等纳入参数变量，通过计算机R语言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模拟，分析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
数据建模结果显示，政权更迭与有关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总体呈现先抑后扬的变化特征，但其与中国在相关国家各项投资指标无显著关系。面板数据表明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当年对相关国家的GDP增长率和发生一年后的增长率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与力度各不相同。在更迭当年，政权更迭对所在国GDP增长率影响系数为-6.3，属负向影响，且在99%置信区间上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政权更迭一年后，所在国GDP增长率系数为4.36，属正向影响，并同样显示高度显著性。这说明颠覆性政权更迭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具有短期效应。在政权更迭后，新执政的政治势力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也须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这种短期冲击与后续回调形成V型增长效应，有研究显示政权更迭对经济增长影响取决于其持续时间，快速完成的政权更迭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常规性政权更迭与一国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上，固定效应模型显示常规性政权更迭在发生当年与相关国家GDP增长率的系数为-0.，而在次年则为0.，且均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此难以判断常规性政权更迭与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学关系。
此外，数据分析显示，颠覆性政权更迭与中国对相关国家投资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当年及次年对中国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变动关系影响甚微，且并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脆弱国家指数、透明国际指数、政体类型等变量与中国投资存量则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系。一般而言，当某沿线国家具有更高的民主程度、更低的脆弱性时，中国在该国的投资存量则相对较多。这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主要与所在国整体发展环境有关，在既定条件下，政权更迭对相关国家海外投资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案例分析
如上文分析，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具有多元性，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区分国别和具体政权更迭形式进行讨论。有鉴于此，笔者分析—年间发生在四个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其影响取决于政权更迭的暴力程度与合作项目对国内政治的卷入程度两个因素。一是暴力程度的影响问题。当一国发生暴力颠覆性政权更迭时，该国基本发展环境将遭到明显破坏，因此中国继续在该国开展可持续经贸合作活动也将失去前提。反之，如果一国发生的政权更迭以和平方式进行，政权更迭进展较顺利，该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得以保存，那么政权更迭对中国海外利益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冲击也将维持在可控程度。二是中国相关经济合作项目与该国国内政治的关联程度。政权更迭都将带来政策变化，但其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各不相同。如果中国相关的经济合作项目不涉及其国内政治矛盾，并且有利于新政府执政，则政权更迭的负面影响就很小，甚至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如果合作项目与东道国国内政治矛盾关联度高，就可能被新政府作为攻击目标，进而受到负面冲击。为阐释以上观点，笔者选取埃及和利比亚、泰国与马来西亚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以埃及与利比亚为案例分析政权更迭暴力程度与“一带一路”建设受到的影响。年，埃及与利比亚均发生了颠覆性政权更迭，但其对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影响并不相同。
在埃及与利比亚出现政权更迭后，中国第一时间采取撤侨行动，将在两国的中资人员撤回国内。伴随撤侨，中国与利比亚和埃及两国的经济合作在政权更迭当年也受到明显冲击。中国对埃及的投资年流量在年为万美元，但是在军事政变爆发的年则降为万美元；中国对利比亚的投资在其政权更迭的年为万美元，而在发生后的年则降为45万美元。27虽然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在初期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与海外利益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但其趋势却完全不同。
埃及虽然在年和年经历两次政权更迭，但是除初期冲击外，“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在埃及依然迅速发展。在经历了年的低点后，中国对埃及投资迅速回升，年就达到1.63亿美元，并在之后几年都保持了较高水平。而埃及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例如，埃及总统塞西年出席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积极将本国振兴计划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相反，利比亚政权更迭则对双方经贸合作产生了持续、严重的负面影响。政权更迭后，利比亚内部的反对派陷入混战，国家分裂，政局动荡，形势持续恶化，中国在利比亚所有在建项目全部停工，双方经贸往来持续萎缩。
埃及和利比亚在年都遭遇政权更迭，且均属于颠覆性政权更迭，但是政权更迭对中国与两国经贸合作的冲击大相径庭。这与两国政权更迭的暴力程度有密切关系。埃及的政权更迭由民众抗议行动推动，其国内军队架构与组织始终保持稳定，且军队主动介入年的政治危机，强力恢复秩序。这一行动使埃及虽经历颠覆性政权更迭，但其国家基本结构并未瘫痪，社会仍保持稳定，政府仍继续提供安全等公共产品。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则以暴力模式进行，内战和外部干预不仅推翻了其政权，更导致其国家运行架构彻底崩溃，新成立的政府难以稳定执掌权力，国家无法稳定社会秩序。安全是经贸合作的前提，一旦失去安全，颠覆性政权更迭显然会对中国海外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
第二，以泰国与马来西亚为案例分析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与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冲突牵扯程度所产生的影响。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近6年内均发生了政权更迭或政府轮替。年，泰国爆发政变，英拉政府下台，这是一次典型的军人政变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件。年，马来西亚也发生政权更迭，执政长达61年之久的巫统在选举中意外失利。虽然巫统下台是在合法大选的形式下进行，但其实质上已经构成一次较为典型的“选举革命”。在形式上，这两次政权更迭总体上都以和平方式进行，政权更迭后的初期都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一定负面冲击。但从最终影响来看，泰国年的军事政变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而马来西亚年的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一度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冲击。
在泰国军事政变爆发后，中国对泰国的投资流量出现明显下降。从政变爆发前年的8.34亿美元下降到政变爆发后年的4.07亿美元。泰国新政府执政后，立即宣布将暂停并重新审查上一届政府所签署的2万亿泰铢以上的大型基础设施。中国与上一届政府签署的高铁协定也受到影响。但是除了初期的震荡外，泰国军事政变对中泰经贸合作冲击有限。并在经历了年的回调后，中国对泰国的投资总额上升至11.12亿美元，而中泰高铁等重点项目也恢复合作。
马来西亚的政权更迭则对双方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年8月宣布，将取消三个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的大型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由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承建，均被视为中国在马来西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这些项目的暂停引发了广泛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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